1972年2月｜重庆，某医院
病房里瀰漫着消毒水的气味。
周恩来躺在病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。灯罩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在微弱的光线中显得格外苍凉。
「总理，」医生的声音从床边传来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，「检查结果出来了。」
医生沉默了几秒。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答案。
「膀胱癌。」他终于说出口，「早期。如果现在手术，还有机会——」
「百分之六十到七十。但是……」医生犹豫了一下，「手术需要至少三个月的恢復期。在这期间，您必须完全休息，不能工作。」
三个月。周恩来闭上眼睛。
三个月不工作，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军事会议谁来主持？外交谈判谁来协调？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谁来调和？
「先不做手术。」他说。
「总理！」医生急了，「您的身体——」
「我的身体是我的事。」周恩来睁开眼睛，目光平静，「现在不是考虑我个人的时候。等局势稳定一些……再说吧。」
医生张了张嘴，想要争辩，但最终还是嚥下了那些话。他太了解眼前这个人了——一旦做出决定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
「那至少……」他做出最后的努力，「至少让我给您开一些药，控制病情的发展。」
医生离开后，周恩来独自躺在病床上，盯着那盏昏黄的灯。
癌症。他默默咀嚼着这个词。
说实话，他并不意外。这两年多来，他几乎没有休息过。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，有时候连续几天不合眼，靠着浓茶和意志力撑着。他的身体早就在抗议——胃痛、头痛、血尿——但他一直忽视那些信号，直到再也无法忽视为止。
门轻轻开了。邓颖超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汤。
她的眼眶是红的。显然，医生已经把结果告诉她了。
「恩来……」她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「小超，」周恩来伸出手，握住她的手，「别担心。早期，还有救。」
「可是你不肯做手术……」
「现在不行。」周恩来摇头，「等过了这个坎，等局势好一些，我一定做。」
邓颖超没有说话。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。他说「等局势好一些」，但局势什么时候才能好一些？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多，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跡象。苏联人在北方耀武扬威，游击队在敌后苦苦支撑，西南的根据地风雨飘摇。什么时候才是「好一些」？
「小超，」周恩来突然说，「你还记得长征吗？」
「那时候我们有多少人？出发时八万，到陕北剩下不到八千。十去其九。」周恩来的声音变得遥远，彷彿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，「我记得过草地的时候，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，再也站不起来。我亲眼看着他们死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」
「那时候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末路了吧。革命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但是……」他的嘴角浮现一丝微笑，「但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。不仅走过来了，还打败了蒋介石，建立了新中国。」
他转过头，看着妻子的眼睛。
「小超，我相信这一次也一样。不管现在有多难，我们都会撑过去的。」
邓颖超握紧他的手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。
「恩来，你一定要撑住。」她说，「不是为了革命，是为了我。我不能没有你。」
他们结婚已经四十七年了。四十七年的风风雨雨，她一直陪在他身边——从黄埔军校到长征，从延安到北京，从北京到重庆。她为他生过孩子，但孩子没能活下来；她为他放弃过自己的事业，甘愿做一个隐身于幕后的妻子。他欠她太多太多。
「小超，」他轻声说，「我答应你，我会尽量撑住。但如果……如果有一天我撑不住了，你要替我看着这个国家。看着它重新站起来。」
「不会有那一天的。」邓颖超摇头，泪流满面，「不会的。」
周恩来没有说话。他只是闭上眼睛，任由妻子的泪水滴落在他的手背上。
窗外，重庆的冬雨淅淅沥沥，下个不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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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2年5月17日｜河北太行山区
张秀英已经不再写日记了。
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可写，而是因为太多东西不敢写、不能写、不忍心写。
三个月前，小妹在一次转移中踩到了苏军埋的地雷。爆炸炸断了她的右腿。游击队没有麻药、没有消毒设备、没有任何像样的医疗条件，只能用烧红的刀片给她截肢，用烈酒给她消毒。
小妹没有哭。整个过程她咬着一根木棍，硬是一声没吭。
但张秀英哭了。那是她逃进山里以来第一次哭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她躲在山洞深处，把脸埋进膝盖里，哭得浑身发抖。
她的丈夫死了，她的儿子死了，现在她的女儿也残废了。她还剩下什么？
小妹康復之后，张秀英亲手给她做了一副木製的假腿。那是用松木削成的，粗糙、简陋，但能让小妹重新站起来。
「娘，」小妹第一次用假腿走路的时候说，「疼。」
「疼就对了。」张秀英说，「活着就是疼的。习惯就好了。」
小妹没有再抱怨。她开始练习用假腿走路、跑步、甚至爬山。摔倒了就爬起来，膝盖磨破了就包一包继续练。一个月后，她已经可以跟上队伍的行军速度了。
「这丫头，」队长看着小妹的背影说，「比很多男人都强。」
张秀英没有说话。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强又怎么样？强也换不回一条腿。强也换不回她的父亲和哥哥。
但她知道，她不能让小妹看到她的软弱。她是小妹唯一的依靠了。如果连她都倒下了，小妹还能依靠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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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队伍接到了一个新任务。
上级送来了一批美国人援助的反坦克导弹——那种被称为「陶式」的东西。每一枚都装在一个长长的发射筒里，据说可以击穿任何苏联坦克的装甲。
「这东西金贵得很，」教员说，「一枚就值好几万美金。你们可别给我糟蹋了。」
游击队员们围着那些导弹，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。过去两年多，他们一直用最原始的武器和苏联人周旋——步枪、手榴弹、地雷、炸药包。这些东西能杀人，但对付坦克几乎没用。现在，他们终于有了真正的反坦克武器。
所有人都转过头，看见小妹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。
教员愣了一下。「你？你才多大？」
「十四。」小妹说，声音平静，「我哥十六岁就能打仗了。我为什么不行？」
「我的腿不影响我瞄准。」小妹说，「而且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恨苏修。」
教员看了看张秀英。张秀英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教员叹了口气，开始讲解导弹的使用方法。小妹听得很认真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教员的每一个动作。
张秀英站在远处，望着女儿的背影。
十四岁。十四岁的女孩子，应该在学校里读书，应该和同龄人嘻嘻哈哈地聊天，应该对着镜子研究自己的辫子该怎么扎。
但她的女儿在学习怎么用导弹炸坦克。
这个世道，到底要扭曲到什么程度？
「娘！」小妹突然回过头，对她招手，「你也来学学！」
张秀英愣了一下，然后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「娘老了，学不会那些洋玩意儿。」她说，「你学吧，学好了教娘。」
小妹笑了，转回头继续听讲。
张秀英望着她的背影，心里默默地想：这孩子，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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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2年11月｜河北，苏军第五近卫坦克师驻地
帕维尔·别洛夫接到了调令。
「师长同志，」科瓦廖夫把命令文件递给他，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，「总参谋部的调令。您被任命为列寧格勒军区副司令员，下个月赴任。」
别洛夫看着那份文件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列寧格勒。那是他出生的城市，是他父母埋葬的地方，是他二十多年前离开去上军校的起点。现在，他终于可以回去了。
「为什么是现在？」别洛夫抬起头，「我在这里三年了。三年来，多少次申请调离，都被驳回了。现在突然批准了，为什么？」
科瓦廖夫沉默了一会儿。
「师长，」他压低声音，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」
「我听说……」科瓦廖夫的声音更低了，「我听说您的一些言论传到了上面。关于战争、关于佔领政策的言论。上面对您……有些不放心。」
别洛夫冷笑了一声。「所以他们是要把我调走，免得我继续『影响士气』？」
「也许是。」科瓦廖夫没有否认，「但也许也是一件好事。师长，这个地方……不适合您。您是个好军人，但您不是——」
他停住了，没有说下去。
「不是什么？」别洛夫追问，「不是刽子手？」
别洛夫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窗外是河北的冬天，灰濛濛的天空下，几棵光秃秃的树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远处，一队苏军士兵正在押送几个中国人——也许是「嫌疑犯」，也许只是倒霉蛋——走向某个未知的命运。
三年了。他在这片土地上待了三年。
这些画面，他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「科瓦廖夫，」他突然问，「你觉得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？」
科瓦廖夫愣了一下。「我不知道。」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别洛夫转过身，「但我知道一件事：就算有一天我们宣布『胜利』了，这场战争也不会真正结束。它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下去——在中国人的心里，在他们的记忆里，在他们对苏联的仇恨里。」
他看着科瓦廖夫，目光疲惫而苍凉。
「我们赢得了战役，但输掉了战争。我们佔领了土地，但失去了灵魂。一百年后，人们会怎么评价我们？会把我们写进歷史书吗？会把我们描绘成什么样的人？」
科瓦廖夫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。
「算了。」别洛夫挥挥手，「这些话说了也没用。准备交接吧，我下週就走。」
科瓦廖夫敬了个礼，转身离去。
别洛夫独自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那片灰濛濛的土地。
再过几天，他就要离开这里了。回到列寧格勒，回到那座他熟悉的城市，回到那些他认识的人中间。他会继续他的军旅生涯，也许会晋升，也许会退休，也许会在某个冬天的夜晚安静地死去。
但这三年的记忆，会跟着他一辈子。
那些死去的人，那些燃烧的村庄，那些仇恨的眼神——它们会出现在他的梦里，出现在他凝视窗外的每一个瞬间，出现在他闭上眼睛试图入睡的每一个夜晚。
这就是代价。不是死亡，而是活着。带着这些记忆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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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那天，别洛夫最后一次巡视了他的部队。
士兵们列队向他敬礼，军官们和他握手道别。有人说「祝您一路顺风」，有人说「希望您在新岗位上一切顺利」。但没有人说「我们会想念您」——因为在这个地方，没有人会想念任何人。大家都只想着一件事：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。
车队缓缓驶出营地大门。别洛夫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，透过车窗看着外面掠过的景色——荒芜的田野，残破的村庄，偶尔出现的苏军检查站。
这就是他们「解放」的中国。
车队经过一个路口时，他看见了一群孩子。他们站在路边，穿着破旧的棉衣，脸脏兮兮的，瘦骨嶙峋。当车队经过时，他们没有躲开，也没有欢呼——他们只是站在那里，用那种空洞的、毫无表情的眼睛注视着这些钢铁怪兽。
别洛夫和其中一个孩子对视了一瞬间。
那是一个小女孩，大概七八岁的样子。她的眼睛很黑、很亮，但里面没有任何情感——既没有恐惧，也没有仇恨，只有一片虚无。
那片虚无，比任何仇恨都更让他不寒而慄。
车队驶过，那群孩子消失在后视镜中。
别洛夫闭上眼睛，靠在座椅上。
再见了，中国。他在心里默默地说。
希望有一天，你能原谅我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