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然了，这些都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并不抱怨，我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，虽然刚得上病的时候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。我也堕落过，说实话，确实堕落，在外面鬼混，喝酒，通宵。可是在再次遇见你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你离婚了，我又感觉好像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吧？可能是我太自私了。”
“你放心，理论上我可以活着，只是要花更多的钱和精力，活得更辛苦。”
“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事情，我认为你值得更好的未来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只想让你开心。我们这些做过亏心事的……商人们，黑道白道的人，迟早是面临悲剧的。”
那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昏暗的暮色时光，明明太阳就在我的前方，可它一直往下坠落。我们追着落日，一直开啊开，开啊开。
我可以看见沿途山上的雪融化了些许，树枝早已被压垮，雪融化之处，是赤裸裸的岩地。
公路穿梭在山里，我们的车穿梭在公路上。
我不知道艾滋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，或许是报应，像他说的那样，迟早的悲剧。
但我知道，对多数人来说，这只是意味着同性恋和肮脏，哪怕当今依旧如此。
对我来说……只是我爱的人得了一个病。婚约上总说，不论生老病死，永远相随。
因此我那天特别想告诉他，艾滋病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可以陪他治疗。
可我望着前方看不到终点的路，如此漫长黑暗，终究没将这些话说出口；我痛恨我的自私。我明明知道，我的缄默对于何佑民来说，是一个答案，名为拒绝的答案。
第25章
去到姥姥家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，被何佑民说对了，村子里停电了，并且听村长说，因为村子在山卡拉里，一直缺少炭火和物资，已经有一些孤寡老人挨不住，冻死了。
救急的队员前几日才赶到，现在正连夜施工，过冬的物资也发了一些。
我找到我姥姥家，屋子黑乎乎的，屋外也是，四周围是田地和山林，邻里之间靠不太近。她大概是没有想到我会现在回来看她，已经睡下了。
我推开那个房门，朝里面喊了几声，没有人答应。何佑民给了我一个手电筒，我打开手电筒，去屋子里找我姥姥。
我找到我姥姥的时候，她躺在床上睡得很安宁。我本不想打扰她的，可我肚子饿了，便推了推她。
“姥，我回来了。”我低声说，但是姥姥不为所动，我心里一惊，村长的话犹在耳旁，可那些死去的老人里，没有我姥姥的名字。
“姥姥！姥姥你醒一醒！”我掀开她的被子，被子冰冰凉凉的，我再摸一摸她的脸，也如同冰窖。
我登时放声大哭了起来，不停地推她，可她依旧没有回应。何佑民赶进来，我哭得动不了身子，他背起我姥姥，又拉扯着我，走出门去。
上了车，何佑民连夜赶去了县城的医院，我一直在哭，我知道姥姥已经去世了。
医生说我们送过去得太晚，她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。联系好我父母之后，医院出于情理帮我们处理好了尸体，送进太平间。
“能不能让她再醒过来啊？”我几乎丧失理智，坐在太平间门口的冰冷铁椅上，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，哭累了便靠着何佑民睡一睡，那个晚上很漫长，他一直陪着我，不说安慰的话。
时隔这么多年，我再回想那个晚上，总觉得心里还是发凉，人命多么脆弱不堪，我姥姥是被冻死的，我至今难以想象，不愿相信。我总是在想，是不是我早去一天，我的姥姥可能就不会离开我了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她没有气息也才四五个小时。
一天之后，我爸妈也赶到了。我的妈妈其实哭得比谁都凶，她应该比我更难受，所以我没有在她面前表露出我的情绪，我不想她自责。我只在晚上偷偷地难受。
因为要给姥姥办丧事，爸妈很忙碌，他们一直没注意我和何佑民的事。几天之后，何佑民也就跟我打声招呼说，想他了就给他打电话，便先走了。我是丧事过后，同父母一起回的广州。
可他那天离开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
08年一整年我都没有联系上他，给他打电话，他的手机总是关机，或者占线。我找祁钢，祁钢也不知道他的消息，哦，对了，他哥哥还是进去做了牢，我们的钱没有起作用。
祁钢继续在广州工作，但我没有再留在阿月的工作室，而是和父母一起去了深圳，和他们一起创业。姥姥去世之后，让我觉得生命太脆弱，亲情这辈子就这一次了，我还是决定多陪陪我父母。哪怕他们对我的成长并不尽全心全意。
当时，深圳已经发展得不错，他们开了一个小型的水电公司，其实加上我也就四个人，租着房，就在自家办公。
这个工作就是专门在装修和建楼处做水电安装之类的事儿。我一开始想借着我的美术基础，学着认图纸、画结构，但是这画图纸和画画根本是两码事，最后还是学不下去，变成了父母的御用数钱人，说得好听点，就是管财务。
夏天的时候，北京奥运会开幕了，激动人心，男女老少都在看，每晚几乎万人空巷。我也不例外，每天晚上干完活儿，我都守在电视旁看奥运。
但我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看郭晶晶跳水勇夺金牌，我却几乎只看观众镜头。
我总怀着一种幻想——想着何佑民会不会在现场看比赛，镜头一晃的时候，我能看见他。
但是没有，我一直没有见到他，也没有他的消息。
我试图去找他，登报纸什么的，还是迟迟没有下文。
那一年年末，我又回了广州，想去原来的地方逛逛，找到何佑民以前开饭店的地方，发现饭店都拆了，变成了工地。
我问工地保安：“这里建什么？”
“写字楼吧！”他告诉我。
离开那里，我找了祁钢，一起去老地方聚聚。祁钢说，他马上结婚了，问我什么打算。
“我能有什么打算，先帮我爸妈弄好公司，现在也是白手起家。”我如实说道。
“找对象不着急啊？”
我摇头：“爸妈也不催，就这样吧。”
“也是，对象和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催不得。不过你之前不是问我，何佑民的事儿嘛？我前几天找到了点消息，他要么在香港，要么在加拿大。”他吃着东西说，“消息不一定可靠，你参考一下吧。”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我一愣。
他犹豫片刻，说：“小燕。”
“你和她还有联系？她又怎么知道的？她不是早辞职了吗？”我纳闷。
祁钢嚼着肉，思忖着，呜呜噜噜地告诉我：“我们都在广州，又都是朋友，有时候会吃个饭。至于她怎么知道的……我没问，我以为她还在何佑民那儿上班。”
“我得见她！”
“算了吧，她可不想见你。有啥事我帮你问吧。”
祁钢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很感谢他，那一顿饭我便请客了。
春去秋来，零九年过得异常平静泰然，没有值得回忆的事情。
我只记得，我和祁钢像以前一样，时不时通电话，或者约出来喝点。
他说没有何佑民的消息，一直没有，至于小燕——她也只是听以前的同事说的，关于何佑民更多的事儿，他们也都不知道。
唯一确切的，是何佑民不在内陆，电话号码估计也变了，所以打过去永远关机。
一整年的时间里，等待和寻找何佑民成了支撑我每天生活下去的动力，我似乎只是为了这个而好好地生活，为了能再次见到他，而不让自己变得颓靡。
祁钢总说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成了望夫石了。
听他这么说，我只能自嘲地笑笑。其实望夫石比我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望夫的人在等她丈夫，可没人知道我在等谁。
我爸妈的小公司慢慢扩张，员工也多了起来，他们有开公司的经验，这些事情也就处理得得心应手，于是我妈闲下来后，就给我安排相亲。
相亲次数多得我都不愿意数了，根本数不来，那些女生的名字我一个都不记得。何佑民离开之后，我心里再也空不出一点位置容纳其他人。而相亲失败的次数多了，我妈也就懒得催促我。她只当我还惦念着小燕。
再往后回忆，就是2010年的冬天。那个冬天，深圳当然是不会下雪的，只是比以往要凉一点，不过也没有08年雪灾那次冷。对于北方人而言，这顶多是秋天。
秋风吹落叶，天气却不像干瘪的落叶那般干燥，反而是湿润的，带着寒气吹进人皮肉骨头里。
一个早上，我被手机吵醒了，我迷迷糊糊地接起来。是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很苍老。
“你是……费白吧？”
“是，你是哪位？”我一骨碌爬起来。
“我是史蒂夫，以前教过你画画的。还记得吗？”
我蒙怔几秒，忽然兴奋起来，直觉告诉我，他是来告诉我何佑民消息的。